已经持续半年多的全球芯片荒目前尚未看到明显缓解的迹象。著名英国政经类期刊《经济学人》最新一期撰文指出，芯片短缺应该依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而非政府干预，或者渲染“芯片民族主义”。

文章一开始指出，一个企业遭遇危机，对另一个企业来说可能反而是机会。芯片短缺助推了一些公司的估值，例如英伟达，该公司设计的芯片的主要应用场景是视频游戏和数据中心。

但是卖家的繁荣时期意味着买家的痛苦。汽车制造商——其产品已成为“轮子上的计算机”，受影响比较大。由于全球芯片短缺，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的利润已在最近一季度下降了一半。分析师表示，该行业今年可能会减少约500万辆车的生产，而这一切都是“缺芯”造成的。

汽车制造商并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公司，苹果和微软都表示他们也将受到影响。政客们也对芯片短缺一事议论纷纷。

本月晚些时候，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将访问目前电子产业蓬勃发展的越南，届时芯片将被提上议事日程。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哀叹欧洲在全球芯片生产中的份额很小。

芯片短缺是市场需求突然激增的结果。芯片制造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几十年来，随着电脑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芯片制造在高峰和低谷之间一直保持着强劲增长。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一趋势。禁足在家的消费者的在线购物、远程会议、通过视频和游戏消磨时间，刺激了对芯片的需求，订单塞满了芯片工厂。

这场危机产生了三个后果，两个令人鼓舞，还有一个相对令人沮丧。首先是投资热潮。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等大型生产商计划在未来几年花费数千亿美元增加产能。

其次，芯片行业的客户也在适应。当需求在疫情初期崩溃时，汽车制造商削减了与芯片制造商的订单。汽车行业的规模和影响力意味着它习惯于向各地的供应商订货。但当需求恢复后，因为交付周期很长，还有来自规模更大、更有影响力的技术行业的产能竞争，它发现自己排在了芯片拿货供应链优先级的后面。

这一次，汽车制造商不再是老板，而变成了低声下气的请求者，迫使他们对重要零件的供应采取更严格的控制。继特斯拉之后，大众汽车也宣布了内部开发驾驶辅助芯片的计划。其他公司正在与芯片制造商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日本公司丰田（Toyota）相对较好的度过了缺货期，部分原因是在疫情来临之时削减订单的速度较慢。6月，汽车零部件的大型供应商博世宣布在德国德累斯顿投资一座12英寸的晶圆厂。

不过一个负面因素是技术民族主义的激增。美国计划拿出数十亿美元来吸引东亚的芯片制造商回归到美国本土投资，欧洲希望到2030年将其在全球生产中的份额翻一番，达到20%。甚至英国也宣布了威尔士一家小型芯片厂的命运关系到国家安全。

有人说，芯片已经占据了过去所谓的经济“制高点”，就像20世纪的炼油厂或汽车厂那样，这一观点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上个世纪的各国政府通过经济现象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政府补贴很有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和超量供应——并最终导致更多人呼吁拿出更多公共资金支持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芯片短缺主要还是一个市场自我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应该把自己扮演成“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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